类型电影有哪些特点（电影类型的多样化）

魏玛共和国时期，影片作为电影产业的产品，具有种类繁多的特点，其中包含表现主义类型、现实主义类型、超现实主义类型、历史类、悬疑类等，但在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主导其发展方向的影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此，本文将魏玛共和国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具体分析每一阶段主导影片的特点及成因，具体如下:第一个阶段是 1919-1920 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历史类电影。

其原因主要是人民饱受战争的创伤，所以想要通过一些历史剧情再现战争的残酷进而表达反战情绪，这为历史剧成为主流影片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也是因为战后通货膨胀降低了拍摄历史类电影的成本，尤其是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大量廉价劳动力出现，所以为历史类电影的拍摄提供了低廉的群众演员，这为历史类电影成为主流影片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阶段是 1920-1924 年，占主导的是表现主义类型电影，其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些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嘲讽现代德国社会的堕落。

第三阶段是 1924-1929 年，由于很多艺术家从表现主义的扭曲情感转向了现实主义和冷静的社会批判，所以占主导的电影类型是新客观主义。

第四阶段是 1929-1933年，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影片逐渐呈现出歌剧的特点，因此占主导类型的是歌剧类电影。

«——【·历史类电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伤力空前强大，仅欧洲就有 6000 万民众参军，战死沙场的人数高达 900 万。

正是由于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心灵的创伤，所以历史类电影通常以战争为背景，歌颂历史人物英勇无畏的精神、强调民族的利益以及表达反战的情绪。

1919-1920 年的历史类电影有《杜巴里夫人》(1919 年)《牡公主》(1919 年)《真人玩偶》(1919 年)《木乃伊的眼睛》(1918 年)《安娜·博林》(1920年)等。

虽然电影现实和政治现实有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 1918 年底到 1919 年，现实革命与电影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

正如哈利夫·凯斯勒伯爵认为，编剧们加工了现实发生的事件并将其呈现在屏幕上，例如在一部电影中，有一群士兵和水手躺在柱子周围的红地毯上，旁边堆放着步枪。

无论这位伯爵是否客观地评价这部电影，电影都反映出革命战争的内容。当然，这类电影汗牛充栋,尤其是反苏联题材的电影。其特点如下:

魏玛德国的反苏联电影与历史事件紧密结合，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一般来说，这类电影的故事情节来自历史事件。

正如 1920 年 2月，尼电影公司开始拍摄《人性的解放》，其中导演是约瑟夫·戴尔蒙特,编剧兼艺术顾问是作家马克斯·格拉斯。

影片中的主人公克拉伦·巴赫和温特斯坦均是获得释放的战俘，这样的角色安排把观众从战时带入战后，这与一战前后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

这一影片也是首次以 1919 年1月柏林工人武装起义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其中展示了一个充满疾病和暴力的疯狂世界，并以两类人物展开描绘。

一种是具有建设性的劳动者比如德国的化学工程师克拉伦·巴赫，另一个是以苏联革命者克莱诺为代表的激进倡导者，他似乎是一个催眠和操纵大众的神秘人物。

另外，这类电影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评论家赫伯特·卢万多夫斯基认为:“《人性的解放》这部影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是一部近代史的文献。”

此外，还有一些评论家指出:“这是德国首次拍摄如此宏大场景的一部历史类电影,其建筑风格完全以德国传统为依托,所以这部电影具有宣传德国的功能。”

不仅如此，魏玛时期，女性在资产阶级父权社会中影响力的提升是反苏联电影的另一特征，最具代表的便是《人性的解放》，其表现如下:一方面，影片通过构造争夺女性的场景，体现女性地位的提升，进一步体现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影片中，主人公克拉伦巴赫最初将妻子丽塔当作是一个善良无攻击性的圣人，因此在解放的道路上，他并没有意识到丽塔的作用。

直到主人公的政治对手克莱诺的出现，并被丽塔善良的内在和性感的外表所吸引时，克拉伦巴赫才意识到妻子的作用，并为此开展了一场传统男性争夺配偶的竟赛。

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塑造多元化的女性角色，展现了女性在资产阶级父权制社会中的具体作用，尤其是通过刻意模糊性别概念，让女性既可以充当革命煽动者的武器又可以充当战利品。

例如，卡米拉有时以男人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最典型的一帧是她身着马甲、打着领带并象征性地出现在男性专有的赌场:她有时以女性的形象出现在镜头。

例如在参加招待会时，她穿着女性化的服装十分优雅，此时卡米拉的形象完全符合贵妇的刻板印象，在这两类场景中，卡米拉的性别特征变得越来越模糊，她似乎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动物。

另外，卡米拉被 克莱诺成功征服后不仅成为他的战利品，而且充当克莱诺的武器去吸引其他人，进而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女性使用多样化手段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其中女性为达目的不仅使用色诱手段，甚至还使用暴力手段。

例如在一个起义的场景中，起义者罗莎·法蕾雅从妓女的角色转换到步枪女的角色，最终她以暴力的革命妓女的形象将一名受伤的士兵用长刀刺死。

一位评论家对此描述:“影片通过慢镜头，展现女性的强大，这个妓女将口水唾在一个没有反抗能力且血迹斑斑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身上，最后杀死了他。”

此外，反苏联电影的又一特征是兼容性，甚至可以被视为多种类型电影的联合,例如电影的拍摄借鉴了明信片、画报照片和纪录片的图像，将起义的情节 以半纪录片的形式和壮观的场面呈现给观众，因此具有纪录片的元素。

当然有一些评论家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摄影棚或外景中，拍摄的街头打斗的画面具有舞台设计的成分，因此属于伪纪录片。

例如，在《人性的解放》中设计了一个“真实”的战场，其中武装人员挤在汽车里。

随后，他们从汽车上冲下来以极快的速度奔向摄影机，与此同时，叛军躲在路障后面并向人行道上扔石头予以对抗，而平民们躲在地下室，最终被一栋击中的房子吞没虽然这类电影通常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但是它的拍摄涉及了大量的情景，尤其是影片中的阴谋家多次利用色情魅力，将政治革命变成了性革命，这就突出了情景的元素。

同时，镜头中激动的群众、街头斗殴的毁灭性画面既满足了观众视觉冲击的欲望，同时又唤起了观众的恐惧，这类电影遵循恐怖犯罪类型的一般发展模式，尤其是神秘陌生人的阴谋、超级罪犯等情节，像《人性的解放》就涉及俄国的煽动者领导的一场阴谋。

此外，从一些评论家和政府的政策中可以得出，这一类电影包含了较多的暴力场景，间接说明了影片具有犯罪的元素。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电影中动乱和街头斗殴的场景较多，因此会引起人们对反叛者的关注和同情。

正是这个原因审查人员禁止儿童和年轻人观看反苏联的电影。1920 年夏天，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要求删减街头动乱和斗殴的场景。

最后，在反苏联类型的电影中，反面人物的刻画成为一个亮点，尤其是通过反面角色占比较高的镜头可以体现，其中《人性的释放》中多次利用细节镜头拍摄反派人物。

例如，在克拉伦巴赫工厂中，克拉伦巴赫在办公室的阳台上俯视着工厂的院子以及以入侵者姿态站在院子中央的克莱诺，此时远距离俯视庭院的镜头，反映出这是 以克拉伦巴赫的角度观察的。

下一幕镜头向下移动，逐步特写克莱诺的脸部，直到屏幕上只剩他的眼睛时，镜头才停止移动，此时，克莱诺的眼球上出现了低头凝视且完全被他迷住的克拉伦巴赫。

镜头的移动产生了一种变焦的效果，赋予克莱诺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克拉伦巴赫也无法抗拒，正是这些数量繁多的细节镜头才将克莱诺具有魔性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保留下来的反苏联电影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其呈现的革命和内战的场景是战在国内的继续。

«——【·结语·】——»

寓言小说为反苏联影片提供了素材，其中对特定人物提供了固定形象，例如马克斯·格拉斯的小说《人性的解放》经常将革命者塑造成神秘且令人厌恶的形象。

这类影片的故事情节围绕两种人物形象展开，一种是具有建设性的劳动者.比如德国的化学工程师克拉伦巴赫。

另一种是以克莱诺为代表的苏联革命者，他似乎具有催眠术并操纵若大众。

此后，反苏电影的拍摄大多是这类人物形象的延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无法弥补》，其故事情节包含:哥哥在前线打仗，而弟弟在家乡的一家弹药厂工作，一个神秘的陌生人鼓动为了获取更多报酬的激进工人罢工。

最终导致包含哥哥在内的前线士兵因军需品短缺而丧生，此时弟弟才意识到罢工的危害以及这个神秘人的罪行。

此外寓言小说还提供了固定的故事情节。马克思·格拉斯的小说中有描绘世界末日的场景同样，电影利用现代充满暴力的镜头体现小说中的末日。

例如德尔蒙特的《人性的解放》大多利用恐怖美学进行拍摄。因此电影不仅将小说塑造的人物以及场景用视觉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降低小说中的离意和启示元素从而加强影片的真实性，其主要方式是将小说与现实社会背景融合。